作者 | 良叔
香港这地方很有意思。
巴掌大的地方，却有数不清的大佬。
而且这些大佬还不是一般的大佬。
之前就一直想和大家聊聊香港的商业史，最近查阅了很多资料，也思考了很多问题，觉得是时候聊聊了。
从何聊起呢？
很多人一说到香港的大佬，出口就是李嘉诚、霍英东、刘銮雄……但我偏偏要从另一个人说起——包拯的二十九世孙，包玉刚。
在大陆，知道包玉刚的人并不多。
在李嘉诚崛起前，他才是香港首富；
他和董浩云的“船王争霸”赛，也很吸引香港人的眼球，而这两大家族的最后一战，是在97年前夕争夺香港首任特首之位。
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一次是董浩云赢了。
因为后来香港的首任特首姓董，叫董建华，也就是董浩云的儿子。
包玉刚在香港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呢？记住这句话就行：
太平山下，
城是李家的城，港是包家的港。
1918年的冬天，一战刚结束，中国的各路军阀还在打来打去。
在浙江宁波一个叫镇海的镇子上，有一个钟包村，这里住着宋代名臣包拯的一脉子孙。
在一间气派的老宅子里，包兆龙匆匆从湖北汉口赶回家。
因为两天前，他刚接到家书，说妻子快要生了。
宁波人向来喜欢跑出去做生意，觉得待在老家没出息，所以才有了与“山西帮”“潮州帮”相抗衡的 “宁波帮”。
影视巨头邵逸夫、香港特首董建华，都出自宁波帮。
此时的包兆龙，继承父业，在汉口开了一家鞋铺，虽然已有一子一女，但听说妻子要生了，他还是赶了回来。
这个即将出生的小孩，就是今天的主角，也就是后来的世界船王——包玉刚。
后来包玉刚被他爸送到叶氏中兴小学去念书，这是宁波的名校，邵逸夫等人也曾在这里念书。
学校里有一群包玉刚喜欢的好老师。
有些老师不仅精通数理化，音乐和绘画，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。
不过学校主要还是教一些四书五经，所以，当包父每次从汉口回来，给他讲时事见闻，包玉刚总是觉得很新奇。
别忘了，当时汉口隔壁的武昌，不仅是革命圣地，也是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重镇。
有一天，包玉刚对母亲说，他想去汉口念书。
包玉刚的母亲姓陈，名赛琴，出身望族，是个很传统的女人。
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她不仅把七个儿女照顾得妥妥帖帖，后来还为包玉刚物色了一个妻子。
包玉刚能成为世界船王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两个女人。
当时陈赛琴并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，理由是兵荒马乱的，不安全。
直到三年后，也就是在1931年。
陈赛琴才决定让儿子去汉口，不过不是让他去读书，而是去跟着老爸做生意。
在宁波人的观念里，算术和识字是赚钱的基本技能，够用就好了。
但13岁的包玉刚，显然有了另一套人生算法。
到了汉口之后，包玉刚对父亲软磨硬泡，说自己想继续读书。
这股子浓烈的求知欲望，把包父深深地打动，于是拉着他的小手说道：
“孩子，死了心吧，咱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做生意赚钱，读哪门子书啊？”
小包同学的口才，第一次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发挥了作用。
他给父亲简单分析了一下局面，指出世界大同的趋势，以及财务算法的重要性。最后，他的结论是：以后想赚钱，必须要懂得更多的知识，比如数学、英语、地理等等。
看到父亲还在犹豫，小包又加了一个筹码：白天上学，晚上帮父亲看铺面，这样学习赚钱两不误。
夜晚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，这对爱财如命的父子，终于达成了共识：
包玉刚可以读完初中再去谋生。
不得不说，我看过很多名人传记，发现他们在小时候有一个共性。
那就是，在别的孩子还在玩尿泥时，他们就已明明白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。
燕梳是英文ensure的广东话音译，类似于现在的保险公司。那时做保险，是一份非常光鲜的工作，主要和航运公司打交道，不用夹着公文包到处扫楼。这不仅为包玉刚日后成为船王奠定基础，有了这份体面的工作，在提亲这件事上，包母也更加游刃有余。据说当时来提亲的人很多，但包母很谨慎，不只听取媒婆的一面之词，而是一定要实地考察，她会经常埋伏在姑娘家附近，观察对方品相和举止。在这种筛选机制下，包母终于敲定一位名叫黄秀英的姑娘，是宁波四府黄家的闺女，出身望族，品貌端庄，知书识礼。然后她写了一封家书，告诉身在汉口的包玉刚回家成亲。后来包玉刚说，当时他极为忐忑，不知道母亲眼光如何。洞房里，当他掀开红盖头时，那颗不安的心终于平稳，而对方看到了他之后，焦虑的表情也转为腼腆的笑容。封建社会中，这大概是最刺激的一刻，这一掀，要么人生巅峰，要么面对疾风。显然幸运之神对这两口子特别关照，黄秀英是名副其实的村花，而包玉刚则被誉为“金融界的梅兰芳”，郎才女貌刚刚好......曾有传言说，包玉刚年过半百的时候，希腊船王（就是那个桃色新闻不断，后来还迎娶了肯尼迪总统遗孀杰奎琳的那个奥纳西斯）临终托孤，想把自己年轻貌美的女儿和遗产托付给他。这大概是好事之人的杜撰，但也是在变相传递包玉刚与夫人的感情深厚。实际上，在绯闻满天飞的香港富豪圈，包玉刚还真是“无欲则刚”，没传出过什么负面消息。中国一直有结婚能转运的说法，这不是简单的迷信，一是有了家庭后，男人往往会因为压力而变得更上进。二是因为联姻往往能带来更多的人际资源，尤其是中国这样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。结婚后不久，包玉刚就从汉口跑到上海，在中央信托局找了份工作。1940年，因为工作出色，24岁的包玉刚又被调往湖南衡阳，出任工矿银行衡阳分行的副经理。此时的包玉刚八面玲珑，魅力四射，开始有计划地接触各路权贵。有一次，在一个戏院里，他偶遇了广大华行的老板卢绪章，由于都是宁波人，包玉刚便主动前去套近乎。当包玉刚说到自己的妻子是宁波四府黄家闺女时，卢绪章突然插话：“四府黄家？真的假的？要这么说来，咱俩都能攀上亲戚了......”
一句话把包玉刚给说蒙了，也不敢接话，回家后问妻子，认不认识一个叫卢绪章的人？认识啊，他是我表哥，小时候还在一起，后来联系少了，你问他干什么？
就这样，一场萍水相逢变成了血缘至亲，包玉刚和卢绪章的关系也迅速升温。卢绪章的广大华行在当时是个大金主，每天都有大量的黄金和美元兑换业务，是所有银行都在争抢的大顾客。凭着和卢绪章的这层关系，包玉刚在工矿银行连连晋升，没多久便被调到重庆总部，出任工矿银行副行长。而此时的包玉刚并不知道，那些需要兑换成流通货币的美元和黄金，都是华侨和海外人士捐赠给共产党的。而卢绪章的真实身份，是地下党员，直接受周恩来领导，掌管着财务大权。直到建国后，卢绪章出任外贸部副部长，包玉刚才恍然大悟。后来也正是在卢绪章的牵线搭桥下，包玉刚才有幸和总设计师结交。而总设计师一共会见包玉刚17次，这在老人会见海外侨胞次数中排名最高。
但此时的上海，早就千疮百孔，而且各方势力云集，此时赴任，别说飞黄腾达，能保住命就算不错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在上海只手遮天的匪头子，派了两位手下来到包玉刚的办公室，说他们老板想借一笔钱周转，邀请包玉刚第二天到家里一聚。包玉刚既不敢不答应，又没法答应，只能客客气气地先应付着，说明天一定登门拜访。当天晚上，包玉刚就找到医生，装作阑尾发作，求医生割了自己的阑尾。到了1948年，包玉刚察觉到国民党大势已去，于是决定离开上海迁往香港。包玉刚一家变卖了所有家当，揣着几十万元来到了香港。当时，大量难民涌入香港，导致香港的房屋供不应求，很多人只能睡在街上、楼道里、屋檐下……好在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有先见之明，赶在1949年难民潮之前，就先一步到了香港，租了一套月租450港元的房子。但这种调控根本就不管用，租金是控制住了，结果又冒出个“顶手费”，变相抬高房价。到香港之后，一切都要重头开始，这对一般人不易，但是对于包家父子来说，只是换个地方赚钱而已。他们很快发现，当时大陆的很多物资都依靠进口，香港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倒卖一手。于是包家成立了贸易公司，做中间商，专吃差价，赚到了在香港的第一桶金。事实上，当时在香港靠这生意发家的人挺多，比如说霍英东，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把联合国禁运的物资经香港运进内地。不仅赚到了钱，还因为往大陆运输战略物资，而被称为“爱国资本家”。不得不说，人生的大起大落往往就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三重奏，节奏对了，名利双收。
后来做贸易的人多了，竞争越来越激烈，利润越来越薄，包玉刚便开始琢磨做其他生意。有一次，包玉刚走到了香港的码头，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第一次带他去宁波的码头，那时他还想着，长大后要当一个环游世界的船长。当时香港以其天然的深水良港，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成为重要港口。考虑到二战后各国经济复苏，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，包玉刚推断，船运作为最廉价的运输方式，一定会崛起。一是因为当时的船运业基本靠天吃饭，一不小心，就会输掉底裤。在此之前，香港的第一任船王郭松突然就销声匿迹了。有人推断，郭氏船队很可能是遭受了飓风，一夜消失。二是因为当时香港已经有几十家船运公司，竞争异常惨烈。对手都是实力派，你一个连左右舷都搞不清的门外汉，和他们玩毛线啊？反倒是包父的建议很靠谱，他当时建议搞地产，因为他觉得随着香港人口剧增，地产业肯定有前景。要知道，霍英东正是在这段时期进军地产业，而后来的地产大佬李嘉诚，此时还在埋头做塑料花。但包玉刚不听，饱受战乱之苦，四处流离的他，有个执念：不动产再多也没安全感，炮火一轰，啥也没有，带也带不走。但船不一样，战火一来，我可以开着船就跑。
比如说，船运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行业，免不了要经常向银行借贷玩杠杆，而包玉刚就出身于银行业，对于调配资金经验丰富。后来包氏船队能够崛起，确实也得益于和汇丰银行的强强联合。而且，他之前做过进出口贸易，对各地行情也比较熟悉。当时，包氏父子向亲友筹集了20万英镑，从伦敦买回了一艘已经有28年船龄的旧货船。因为在船运史上，还没有谁能以一艘旧破船翻起什么大浪。但万万没料到，一年后，包玉刚就拥有了7条货船，并把公司改名为“环球航运公司”。而且让人不得不服的是，在短时间内，包玉刚不仅对造船学和机械工程了如指掌，而且对世界贸易和航运也很有见地。
进入到60年代，世界船运业果然如包玉刚所料，迎来了春天。当时各国工业突飞猛进，中东的石油成了抢手货，经营油轮的船东也大发横财。但当时在国家有名的都是一些西方船商，比如说世界船王奥纳西斯，以及他的连襟——希腊船王尼亚哥斯。奥纳西斯桃色新闻不断，后来又娶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。至于华人船商董浩云和包玉刚，虽然他们有很多船，却只知道闷头发财，也没什么绯闻，所以西方人几乎都不知道。在从伦敦到普利茅斯的一列火车上，一位英国人和包玉刚聊了起来。包玉刚回答：“有尼亚哥斯和奥纳西斯两人加起来的那么多。”“真正的船王，在香港，不在希腊！”
麦理浩把自己的见闻告诉西方的朋友们，被埋没多年的船王包玉刚，就这样被媒体挖了出来。那时的包玉刚，真的很风光，成为很多国家首脑的坐上宾，资产和名气都在嗖嗖嗖的飙升。这让同样出身“宁波帮”的董浩云（董建华之父）很不爽。在此之前，董浩云曾长期占据香港船王之首。但到了1977年，当西方人给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，包玉刚高居榜首，董浩云却屈居第七。当年打破外国船运公司垄断，并第一次把货轮开到欧洲的，是他董浩云啊。争强好胜的董浩云，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西方媒体，说他们的算法有问题：他包玉刚的船有一半股份在汇丰手里，我的船可都姓董！
这句话貌似也没错，但是只能看出董浩云真的只是一个传统商人，他还没有明白资本的力量有多强大。
到了1978年。
包董二人的船王之争还在继续，但此时的包玉刚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
弃船登陆，转型房地产。
包玉刚意识到，世界航运的冬天要来了。
对于这一点，其实很多船王都感受到了。但大家还心存侥幸，其中就包括董浩云，他信奉的是行业周期论，正打算趁着行业不景气来抄底。
但出身金融业的包玉刚显然对风险更为敏感。
而且，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世界各地游历，搜集信息，据说他的行踪飘忽不定，一会儿在西亚某国王的皇宫花园里吃饭，一会儿又会出现在撒切尔夫人的官邸。
包玉刚之所以料定航运将迎来冬天，是因为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，各国为了摆脱中东产油国的控制，都在加强石油的自产能力。
同时，核能、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也开始兴起。
所以，油轮的需求肯定会大幅降低。
此时的包玉刚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，其中有50艘是超级油轮，每一艘油轮都抵得上一座大厦，所以他被公认为香港首富。
但包玉刚也很清楚一点，一旦危机出现，这些庞然大物不仅不值钱，而且高昂的保养费很快会把他拖垮。
于是，包玉刚开始进行油轮大甩卖。
得知包玉刚在甩卖油轮，董浩云觉得重回香港船王之首的机会终于来了。他开始疯狂接盘，还在日本订造了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游轮“海上巨人”号。
到了1982年，世界性的船灾果然来了。
各大港口瞬间成了船只的坟场，董浩云的船队开始亏损，负债高达14亿美元。
但董浩云还是硬撑着，到了四月中旬，他还筹备着在台湾高雄举行第150艘船的下水礼，这是一艘名为“宪章号”的3万吨级豪华游轮，将有一大批各国政要过来捧场。
但世事难料，4月14日，摩纳哥的雷尼王子夫妇抵港。
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，当时港府不准董浩云去机场迎接。
董浩云大怒，觉得这是耻辱，加上连日劳累，71岁的董浩云突发心脏病。次日凌晨，他就去世了。
到了1986年，董氏家族的资产几乎化为乌有。董浩云的长子董建华，也从公司的老板变成了公司的员工。
其实在船灾到来之前，包玉刚就已经在陆地上寻找机会了。九龙仓并不是什么仓库，而是香港最大的码头，属于香港老牌的四大英资财团之一的怡和洋行。它所拥有的产业，包括九龙尖沙咀、新界及港岛上的一些码头、仓库、酒店、大厦、有轨电车……此时的李嘉诚，靠着房地产和炒股票，刚刚逆袭为香港十大财团之首。对于九龙仓，李嘉诚一开始也志在必得，但他同时盯上了和记黄埔。和记黄埔在香港四大洋行中排名第二，旗下拥有造船厂、屈臣氏零售业、屈臣氏制造业、 百家等几百家公司。李嘉诚再有钱，也不可能同时吞下九龙仓和和记黄埔这两个庞然大物。当时，李嘉诚已经手握1000万股九龙仓的股票，他决定放弃九龙仓，主攻和记黄埔。虽然两人此时算不上是好友，而且李嘉诚在电话中也没说什么事，但包玉刚意识到事关重大。李嘉诚开门见山地说，他可以把手里的九龙仓股票，以3亿多港元的价格，转让给包玉刚。而他开出的条件，是包玉刚需要协助自己，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票。不久之后，李嘉诚成功收购和记黄埔，而包玉刚也将九龙仓纳入麾下。这两个成功的收购影响很深远，用当时媒体的话说，就是“它敲响了英资集团没落的丧钟”。在此之前，香港的四大洋行（怡和、和记黄埔、会德丰、太古），以及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，六大商业巨头都属于英国人。但此次收购战之后，两大英资公司双双落入了华人之手。到了1985年，包玉刚又成功收购了另一个英资公司——四大洋行之一的会德丰。这也正好和英国将于1997年把香港交还中国，相互呼应。而此时将九龙仓和会德丰收入囊中的包玉刚，在经历了油轮大甩卖之后，不仅成功着陆，而且稳稳地成为了香港的第二大华人财阀。包玉刚也不例外，晚年的他，变得非常保守，商业版图不再扩大。他曾收购港龙航空和渣打银行，在香港掀起惊涛巨浪，然而后来又全身而退。那些收益小，关系复杂的版块，在他的商业版图中被逐渐剔除，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经营的难度极低的项目。当年拿下九龙仓后，包玉刚就把其中的尖沙咀九龙货仓推平，建成了商场，也就是现在的“海港城”。之后，接手九龙仓的吴光正又将其中的旧电车厂的厂房推平，效仿纽约时代广场，建起了“铜锣湾时代广场”。仅这两块拥有999年使用权的地，单租金这一项，包家子孙每年就能躺赚160亿。有人可能觉得奇怪，既然包家富得流油，怎么也没冒出个什么包二代、包三代，倒是李二代、霍三代、许三代们活跃在电视和八卦报纸上。包玉刚的四个闺女中，除了大女儿包陪庆偶尔出现在公众面前，其他三个女儿都醉心于搞艺术，她们有的学设计，有的学美术。而他的四个女婿，除了二女婿吴光正从事的是金融业，其他三个女婿都家境优渥，对赚钱压根不感兴趣。包玉刚的大女婿，是个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当法律顾问的奥地利人；三女婿是个学建筑的日本人；小女婿是个在癌症科学领域颇有建树的香港人。包玉刚最后把产业拆分成了四部分，并且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——九龙仓和会德丰，交给了吴光正，其余部分分给了另外三个女婿。一开始，包家三个女婿都视金钱如粪土，在国外去定居，远离老丈人的事业。包玉刚不得不跑到国外，对女婿们穷追猛打，他甚至对四女婿说过这样的话：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入赘包家，反正将来你们的小孩想姓啥姓啥，我又不勉强。
其他豪门上演的都是家产争夺战，包玉刚却要苦口婆心地求着女婿们来继承家产，这老丈人也太和谐了吧。女婿们都扛不住岳父的软磨硬泡，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，先后回到香港，继承收租大业，一边看着账户上欢快跳跃的数字，一边叹息感慨：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......
71岁的包玉刚和家人们开开心心地庆祝完中秋，次日清晨就哮喘发作，不久便逝世了。走在扶灵队伍最前面的，是外交部副部长和撒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爵士，李嘉诚和邵逸夫则紧随其后。曾答应包玉刚戒烟的总设计师，也以“生前好友”的名义送来了花圈，他还特意派女儿、女婿出席了葬礼。一个华商的丧礼居然如此大规模地惊动世界政坛，在此之前，只有略逊一筹的董浩云。不过霍英东的葬礼规格显然还要高一级，因为当时他的棺材上盖的是五星红旗，而包玉刚的棺材，盖的是红色的陀罗经被。时隔9年，董浩云、包玉刚两大船王先后离世，但包、董二家之争，还没有结束。1993年之后，包玉刚的接班人吴光正开始刻意与商界保持距离，甚至不惜代价辞去了九龙仓和会德丰主席的职位，并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。1996年，吴光正正式声明，自己将角逐特首一职，成为第一个表态参选的候选人。80年代经历过船灾之后，董家的财产几乎化为乌有。进入90年代，世界船运业开始缓慢复苏，董家的资产在1996年恢复到了15亿。1995年底，北京曾派人到深圳会见李嘉诚、邵逸夫等人，共商特首候选人的事宜。之后李嘉诚针对特首人选一事，向媒体公开发表建议：一是熟悉商业经济；
二是要正直，不阴险。
“我早已在心目中认为（董建华）是合适的行政长官。”
霍英东的话很有分量，当时香港最有钱的虽然是李嘉诚，但说话分量最重的，毫无疑问是霍英东。1996年12月11日，香港人都坐在了电视机前，等待宣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竞选结果。最后，董建华获得了320票，而吴光正只获得了36票。落选的吴光正继续积极参与政府事务，不过到了2002年，他又全心回归到自己的商业帝国——九龙仓和会德丰，并且明确表示，将不再竞选特首一职。是啊，心无杂念的当个快乐的收租公，也许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如今，包家继承人吴光正掌控着13家上市公司，多为地产行业。包括九龙仓、置业信托、联邦地产、连卡佛、香港隧道、宝福集团、海港企业，还有新加坡上市公司马哥勃罗发展，还有连卡佛等公司。2018年《福布斯》香港排名中，他名列第6，前6名，除了吕志和是赌场起家，其他人财富来源均是房地产。与此同时，香港大公报报道，在香港有约21万人住在不足4平米的笼屋中，而4年前，这个数字只有10万。也是在那一年，刘德华制作了一个反映香港土地问题的短片：《世界船王——包玉刚传》（香港）冷夏、晓笛，广东人民出版社《浙江改革开放史（1978—2018）》胡宏伟 浙江人民出版社作者简介：良叔，百万用户新媒体创始人，畅销书《超级个体：打造你的多维竞争力》作者，原世界500强高管，良翰商学院创始人。欢迎关注公众号良大师（ID:liang_da_shi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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